編者按：同學們好！今天我們推出《抗“疫”不停研，導師助研》系列第九期。這一期，我們有幸邀請到了金融學院的于博副教授，跟大家聊聊有關選題的幾點反思與探討。

大部分研究生在展開研究工作之前，都會在選題方面產生或多或少的疑問。事實上，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因為尋找一個具有較好理論支撐、較強邏輯創新空間且具有現實可行性的選題，的確并非易事。在選題過程中，我們有沒有可以遵循的一些基本框架或規則，以幫助我們做到自省、自查，進而少走彎路呢？下面，我就個人理解，從兩方面提供一些建議。

一、反思你最精確的核心研究問題是什么（What is your precise research question?）

首先，一個研究必須做到“兩個精確”。一是“研究對象精確”，二是“研究問題精確”。

（1）研究對象要精確。研究對象越具象化，研究意義往往越清晰。因為，你通過研究這個具體的對象能夠發現什么、解決什么，會變得非常清晰。這會幫助你了解你這個研究最終的現實價值及其對現有理論有何拓展。遺憾地是，現實中很多同學選題中的研究對象并不精確。例如，研究影子銀行或研究杠桿率時，影子銀行口徑有很多、杠桿率也可從多個維度進行劃分，但不同口徑、不同維度背后的經濟內涵以及由此產生的研究貢獻也會大不相同。

（2）研究問題要精確。你能否在20秒內概括出你的研究問題？如果在介紹你的研究問題前，必須向對方鋪墊很多理論、邏輯，甚至文獻，以便引出你的問題，那么，這通常意味著你對核心問題的捕捉還不到位。這要么由于你根本沒有提出具體的問題，要么由于當前的問題仍舊過于龐大，你還需進一步對其進行分解。一個好的研究問題，通常比較容易轉換為一個“一般疑問句”，例如：女性創業者在風險融資中會受到更多歧視嗎？你完全不必告訴對方你是研究風險投資（VC）決策的，而且是研究高管特征與風險投資決策間關系的，因為這并不構成問題。但現實中，當我問到很多同學你研究什么問題時，相當多的同學是會告訴我上面這些不必告訴我的信息，這些信息只構成了你的研究對象，并不構成你的研究問題。當你向我興致勃勃地介紹完這些后，我會禮貌地回復：好的，明白了（啊，ta還沒有問題）。

其次，我們通常會去哪里尋找我們的研究選題？

（1）從現有理論和文獻中延伸問題。

對此，我以舉例的方式來闡述。很多同學關注中小企業信貸歧視問題，此時，你不妨嘗試對研究對象的邊界進行一定的延伸，譬如將中小企業延伸至初創企業，此時，你會查閱到現有文獻大多證實了初創企業會轉向風險投資（VC）或私募股權投資（PE）等方式進行融資。于是，問題來了，在初創企業向PE/VC尋求融資時，它們是否也會遭遇某種歧視呢？由于初創企業的風險往往不在于市場，而在于人，即管理者的激進度與未來的風險及機遇密不可分，所以你會很容易將人力資本特征納入信貸歧視問題的研究視野，于是，諸如“女性創業者會受到更高的融資歧視嗎？”之類的研究問題，便會應運而生。

對于很多剛涉足研究領域的同學，在文獻中尋找問題需要注意盡可能結合自身的研究興趣，很多同學反饋沒有明確的研究興趣，此時，我的建議是，你所在學科排名前5的期刊篩選出來，以快速閱讀的方式瀏覽這些期刊近兩年發表的文章，從而定位相對感興趣的文獻。這項工作建議在研究生入學后的第一學期內完成，每天建議預留三個小時，閱讀6篇文獻。

（2）從現實中找問題。

在現實找問題有兩個主要途徑：第一，廣泛閱讀與業界實踐相關的期刊，例如，管理學領域中的《清華管理評論》，其中很多文章便從實務的角度給出了業界對很多前沿問題的探索與反思；第二，閱讀新聞媒體的報道。下面，我依然以舉例的方式對第二點進行闡述。

彭博社在2019年上半年曾有過這樣一篇報道：“中國政府的數據顯示，中國金融系統中流通著約2000億美元的欠條，用枯燥的金融語言就叫“商業承兌匯票”。商業承兌匯票不是法定貨幣，而是一種承諾未來支付的票據。據可獲得的最新政府數據，截至2月，中國企業今年已經開出了高達2110億美元的這種非正式票據，比前一年增長了三分之一以上。如果這些欠條以低于面值的價格進行交易，那么中國企業界的流動債務可能更高，并且無法追蹤。與此同時，出現了一個圍繞著商業承兌匯票（簡稱商票）的市場，公司在這個市場上根據商票兌現的可能性買賣這些票據。開出商票的公司規模越大、知名度越高，人們認為商票的安全性就越大。如今，開欠條最多的公司之一是中國最大、最知名的房地產企業恒大地產。截止2018年底，恒大集團已經向供應商開出價值近200億美元的欠條”?？吹竭@類報道后，第一感覺是去研究“誰”在發行商票？例如，是不是規模大的、有集團背景的、房地產類的更愿意通過這一渠道去進行替代性融資？但是，調研一些商票交易所后，就會發現，商票在交易過程中會分為貿易票和融資票。貿易票通常都有真實貿易背景，而占據交易主導地位的并非貿易票，而是融資票，融資票的目的是實現自融，即供貨商通常是發票方的利益關聯主體，其收到票據后是去票據交易平臺進行貼現，貼現后再通過貿易渠道將資金回流到發票企業，參與回流的企業會得到一定的手續費。換言之，這是以“應付票據”方式派生的影子銀行。所以，這類影子的規模有多大？風險如何測度，便是當前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二、反思以下選題要素是否滿足

建議同學們從以下幾方面進行自我檢查，分析選題能否支撐如下設問。

（1）它重要嗎？

當前，管理學及金融學研究的選題具有較強的發散性，體現出越來越豐富的跨學科內涵。與生物學、心理學、計算科學的融合，使得很多“有趣”的研究脫穎而出。但是，將“研究焦點”放在“有趣”上，是否適合初學者呢？當我們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分析師臉型、高管心理創傷等研究中去的時候，是否也應該靜下來反思，置身中國的你，是否應該反思究竟哪些研究更值得我們去作呢？例如，至今我們依然很難精確了解地方隱性債務究竟有多少、我們依然難以計算國家層面的宏觀資產負債表。前者對于化解地方金融風險至關重要、后者對于識別宏觀杠桿率至關重要。在宏觀杠桿率（債務總規模/GDP）的度量中，存量與流量口徑非一致問題一直廣被詬病，而宏觀資產負債表的編制將為分母的計算提供比GDP更好的數據一致性。然而，回顧近年來有關“宏觀資產負債表”問題的研究，CNKI僅能查到《國際金融研究》（袁志輝、劉志龍，2020年第2期）以及《經濟問題》（王曉婷、劉愛紅、沈沛龍，2019年第1期）兩篇文章。給出上述例子，并非強調有趣的研究不重要，而是希望喚醒同學們——當你決定進入一個領域的研究之前，反復自問這個問題是否真的“重要”非常關鍵！

（2）它有比較好的理論對話體系嗎？

明確你的研究問題究竟要參與哪個理論對話體系，是同學們在開展研究前必須給予充分認識的一個重要問題。它通常位于你研究框架設計的頂端。Barney曾發表過一篇如何撰寫引言的短文（Barney,2018,AMR）。在該文引言第一段中，他闡述了這篇教你如何撰寫引言的論文所要參與的理論對話體系。他是這樣寫的：學者們對于如何在頂級管理期刊上撰寫并發表理論論文一直很感興趣（Clark, Wright, & Ketchen, 2016）。一些學者關注理論論文的內容如何影響它們的發表（Corley & Gioia, 2011），如關注是否有創新（Weick, 1989）、是否有趣（Davis, 1971）、是否具有定義明確的結構（Suddaby, 2010）、是否具有清晰的邊界條件（Busse, Kach, & Wagner, 2017），以及是否具有能引發爭議的影響（Whetten, 1989）……還有些作者關注的則是理論如何在文章中被呈現的（Ragins, 2012），文章宏觀結構是否邏輯一致（Fulmer, 2012），文章風格是否與某一特定期刊（Fulmer, 2012）一致……最后，一些作者（Smith & Hitt, 2005）則重點研究學者們發展出有影響力的理論的過程。所有上述所有工作，無論是關注文章內容、呈現還是過程，都為撰寫和在頂級管理期刊上發表理論論文提供了重要見解。

上述例子中，Barney用簡明而清晰的方式，概括出了這篇文章所要參與的理論對話——如何在頂級期刊上發表你的理論論文。這對同學們的啟示在于：展開一個研究之前，你需要了解它所位于的理論體系，并且要能夠與該體系中與你當前研究最直接相關的那部分文獻進行“對話”。這無疑對于你在下一段中引入一個新的研究議題至關重要。當然，在你真的引入一個新的問題后，我的一個建議是，不要著急闡述為什么你的問題非常重要。而是先去分析一下為什么你覺得非常重要的這個問題鮮有前人進行研究，并介紹一下你做了什么導致這個研究又重新變得可行了。這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個內容，我認為它也是與現有文獻體系對話的重要組成部分。舉個例子：我們正在進行的一個研究考察了那些兼具創始人身份的CFO對企業創新決策以及創新路徑的影響作用。顯然，我們加入的理論與文獻體系是“高管特征與企業創新”，而我們的特色是研究創始人與CFO這個聯合身份特征的影響。但是，在闡述自己的特色之前，我們需要給出為何前人較少關注這個聯合身份的影響，以及我們增加了什么條件，讓這個研究值得重啟。對此，我們的解釋包括如下三點：1. 在偶發性創新而非常規性創新為主導的時代，一個“非常規話的創新活動”通常與“資本支持（CFO決策）”間的聯系沒有那么顯著；2. CFO出于對職業聲譽的擔憂以及長期以來接受的風險教育印記都導致他們更傾向于避險，而非去支持高風險性的創新投資；3. 若一個CFO本身是企業的創始人，考慮到創始人的風險容忍度通常更高，所以，這導致聯合身份特征在原本不太具有研究條件的兩個因素之間很可能搭建了存在潛在的聯系。加之現代企業制度通常倒逼CFO將管理范圍從簡單的財務決策過渡到生產性戰略決策（如并購），而并購又是大企業實現創新的主要路徑，所以，這意味著聯合身份特征很可能會對企業創新決策和創新路徑產生影響。

（3）它是真的嗎？

很多研究存在效度問題，但這里提到的“真/假”并非指研究的效度，而是意在強調你的研究由于某種的特定情境設計，有可能從一開始就“注定”很難得到“真”的結論。

舉個例子：田軒教授曾用美國銀行業改革法案做過Shock，發表過一篇銀行業放松競爭管制如何影響美國中小企業創新的文章。近年來，國內也出現了很多類似的研究。然而，對于同學們而言，我的建議是，在你進入這個研究之前，你必須先去檢驗并比較一些特征事實——第一，美國中小企業R&D支出中，有多少資金是來自“銀行信貸”支持的，中國中小企業R&D支出中又有多少資金是來自“銀行信貸”支持的？第二，美國大企業通過并購交易獲得的專利數量中，并購資金來源于銀行信貸的部分有多少、中國的情況又如何？

如果在對上述兩個問題的統計分析中，你發現二者存在較大差異，那么，這個研究是否可以平移到中國便是你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因為：假設統計發現美國中小企業創新支出中有20%的資金，來源于銀行信貸，而中國只有2%，那么，放松銀行業管制是否能“真”的能沖擊中國情境下中小企業創新，便是一個具有較強特殊性的研究問題，如果研究前提存在本質差異，那么，你憑什么相信你一定能得到那個“真的（正確的）”結論呢？

（4）它的核心結論穩健嗎？

現實中，我們研究的大多數關系之間，都摻雜了太多的噪音，而如何有效控制（分離）這些噪音，便成為我們保證研究結論具有可靠性的重要方面。很多同學容易將穩健性理解為只需要變換一下研究周期、研究樣本，甚至變量口徑就能實現。然而，真正的穩健性來自于你的研究邏輯是否真的完備。舉個例子：假設你現在關注機構投資者對公司戰略變革究竟會產生哪些影響。盡管你可能已經對機構投資者的不同類型作了很好的界定、對戰略變革的概念邊界也做了很好的界定、對機構投資者發揮作用的傳導機制給出清晰的邏輯分析，甚至已經對這一傳導的異質性也做了較多的探討，并且在這些遞進式的研究中，都進一步支持了你的核心預期。但是，這是不是就意味著你的研究就結束了呢？

當然不是。同學們必須明白，在諸如A如何影響B的研究中，有很多“噪音”會存在于A與B之間。盡管為了簡化描述，我將之稱為“噪音”，但事實上，這些噪音的影響是那么大，以至于甚至超過你所分析的那個核心因素的影響。有些時候，這個關鍵性的噪音還會與你分析的那個核心因素具有某種復雜的關系——替代、互補，甚至中介。這個時候，你必須要考慮如何在你的研究中通過一些處理來降低（控制）它的威力。

在我們的研究案例中，便有一個重要噪音——企業高管的人力資本特征。例如，很多強勢且有戰略眼光的CEO（如任正非、張瑞敏、馬云……）通常在掌控企業“戰略變革”方面，遠遠比其它外部治理因素（如機構投資者治理）要重要的多。如果你的研究不考慮這些因素的影響，很可能得到非穩健的結論。對于這一問題，我們有很多種處理方式，一個相對簡單的辦法是在機構持股方面尋找一個外生沖擊，然后進行DID估計。這樣做的好處在于：由于高管人力資本特征通常是非時變的，因此，DID過程能夠有效消除高管人格印記，從而得到機構持股變化（Shock）對戰略變革的影響?？梢?/span>，好的穩健性檢驗通常都來源于對問題的進一步思考和全面的審視，而不是簡單地從形式上進行某種周期、樣本與口徑的處理。

當然，就上述研究設計而言，也并未結束。因為：究竟是持股水平的變化通過治理效應加速了變革，還是戰略變革反過來影響著持股變動，這一反向因果還需要進一步考慮。

（5）它的核心假設存在替代性（Alternative）以及補充性（Complementary）解釋嗎？

    這里的重點是想再次向同學們強調，你是否全力審視了你所提出的研究假設？它是否真的具有邏輯完備性？對于這兩個特性，我分別舉一個例子進行說明。

       替代性解釋的案例：曾經和一個研究生探討有關企業“脫實向虛”的檢驗問題，他認為“脫實向虛”可以表現為與主業有關的固定資產投資向低風險性金融資產投資的偏移，而這種偏移會導致在固定投資（Y）與低風險性金融資產（X）之間產生“擠出”關系（回歸系數上的負相關特征）。于是我問他：你有沒有聽說過一個“平滑理論”？——在經濟增速下行導致的外生需求沖擊下，企業有可能優先降低低風險金融資產的持有（如現金）而去平衡固定資產投資，因為后者的頻繁波動意味著更多的調整成本損失。換言之，二者之間的負相關也極有可能源自平滑效應，而非金融化視角下蓄水池效應。然而，當你的模型估計結果確實系數顯著為負時，它究竟驗證的是你的邏輯、還是某種潛在的替代性邏輯呢？

       補充性解釋的案例：從哲學角度看，一個問題通常會存在兩個側面——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這也可以用于指導你去反思你的研究。我們的一個研究（于博、夏青華，2019）分析了去杠桿政策對國有企業的異質性沖擊作用，我們發現由于央企政治約束更強，所以，央企在去杠桿政策沖擊下，其杠桿率收縮（治理）幅度反而遠遠大于那些更不容易被銀行偏愛的地方國企。該研究將“政治約束”引入了宏觀調控與微觀企業財務行為關系的研究之中。但是，反思后我們發現，我們很可能僅僅發現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因為，當杠桿率快速下降后，央企生產責任并沒有壓縮，于是，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便是——央企維持生產性擴張的資金又將從哪里來呢？這個故事除了有Bright Side，是否還存在某種Dark Side呢？

    最終，我們發現：央企雖然在去杠桿政策下更大程度上壓縮了杠桿率，但這個杠桿率主要體現在銀行杠桿上，而商業信用杠桿以及影子銀行杠桿率卻不降反升！這既解釋了錢從哪里來，又將研究問題的本質從“政策如何沖擊企業杠桿率水平”轉換為“政策如何沖擊企業杠桿率結構”。可見，養成尋找研究問題的補充性解釋的習慣，有助于完善研究的完備性。

（6）樣本范圍設計是否體現了你對研究問題的深層次反思？

這是一個特別容易被同學們忽視的問題，因為，同樣的一個研究預期，在不同的樣本下展開檢驗時，很可能呈現明顯異質性。當面對樣本不同而導致的結論差異時，我們不該抱有會比的態度，而是應該：第一，反思樣本差異引發結論差異背后的邏輯；第二，闡述那種樣本在你的研究中是更合理的“天然”樣本，并給出原因。對此，我們還是舉一個例子。

在研究前述“創始人”與“CFO”聯合身份特征如何影響企業創新這個問題時，我們對樣本的選取進行了一些合理性分析，我們發現，如果按一般的研究那樣采用制造業上市企業，那么，由于這些上市企業的生命周期很可能處于成熟期或者衰退期，所以，其創新戰略很可能存在較大差異，即作為因變量Y的企業創新水平很可能在不同截面之前具有較強的不可比性。同時，由于這些企業經營時間通常都較長，所以，得到具有聯合身份特征的高管的概率會更低，創始人有更大概率退出或亡故。因此，傳統的制造業樣本并非天然的最優觀測樣本，因此，選擇這樣的樣本無益于人為增加了研究的噪音。最終，我們決定以創業板企業為主檢驗樣本。但是，這個設定也同樣存在一個問題——創業板上市企業能否代表真正意義上的初創類企業？如果不能，這將限制文章研究貢獻的適用性。為了證明聯合身份特征不僅適用于解釋上市“創業板”企業的研發決策與創新路徑選擇，還會對所有初創企業的創新決策具有普遍性的解釋力。我們進一步結合三板市場、OTC市場等不同類型的樣本組，再次進行了補充檢驗，證明了相關結論具有從“樣本適用”過渡到“總體適用”的能力。可見，反思什么樣的樣本具有更好的向總體過渡的能力、反思樣本中是否存在人為噪音，是更好地展現你研究結論可靠性的重要議題。

關于樣本，一個額外需要指出的問題是：很多時候，對于一個微觀金融研究而言，我們經常會考慮在控制區域和時點固定效應的同時，是否還需要控制個體固定效應的問題。盡管我們可以利用reghdfe之類的命令進行上述多重控制，但如果此時你的部分樣本企業恰恰只有一年的數據可供使用，則這樣的操作會產生人為的選擇性偏差——組內去心的過程導致你拋棄掉了那些只有一年的企業。當然，如果你的核心邏輯對這一拋棄過程產生的后果并不敏感，那么還好；若是敏感的，則應該考慮通過只控制區域和時點效應的reg命令進行回歸。

（7）給出的政策建議是否從動態視角、全局視角進行了完整的審視？

    很多時候，社會科學的研究都會指向一定的“政策空間”。然而，當同學們針對研究結論提出一些政策建議時，務必請你認真反思，你的政策建議是否存在某種全局性缺陷？這里我們舉兩個例子： 

    第一，有的研究發現加大貧困地區的人力資本投入可以提高該地區的區域經濟增長水平，于是，政策建議上就從財政支持視角，認為中央應加大對貧苦地區人力資本投入的支持力度。盡管這一結論從局部上看，正向因果關系很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放在全局來看，若貧苦地區的勞動力是可以自由流動的，即沒有因為扶貧而停留在貧困地，而是自由流動到生產率更高的地域，那么此時，給與他同樣的人力資本扶持，是否會獲得更高的生產率回報呢？如果這一預期是成立的，那么，我們為何一定要鼓勵中央財政將資金集中扶持貧困地區的人力資本投入，而不是在允許自由人口流動的同時去扶持生產率更高地區的人力資本投入呢？

    第二，我曾見到部分做影子銀行的同學，在政策建議部分指出，影子銀行的膨脹是由金融結構以及扭曲化的金融資源配置結構催生的，蘊含了潛在的金融風險，甚至對系統性風險的防范提出了挑戰。因此，應該著力降低影子銀行規模，從政策上看，應該加大金融體系去杠桿的力度。但是，當你提出此類政策建議的時候，你是否仔細做過一下的評估——當去杠桿政策導致金融機構收縮傳統信貸，導致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收縮時，如果再將影子銀行渠道釋放的資金收緊，并導致明、暗兩條杠桿均出現共振式下降的話，那么，實體經濟資金循環系統的自我平衡機制是否會打破？從現有文獻上看，一般性貸款（明的杠桿）下降時，通常企業會轉向影子信貸（暗的杠桿），從而導致二者之間存在某種替代性關系，即產生所謂的“按下葫蘆浮起瓢”的互補效應（AER，2018），這是實體經濟平穩自身風險的一種內部機制，也意味著不能一味看到影子信貸的風險屬性，更應看到影子信貸在保證實體經濟存量資本接續上的積極意義以及它在防止企業資金鏈斷裂方面的特有價值！

上述兩個例子都說明，政策建議不應僅從某個局部提出，而是應該綜合考慮全局，并在權衡利弊和廣泛調研的基礎上謹慎提出。

于博老師簡介

于博，經濟學博士，天津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1項、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項，獨立撰寫專著1部。近三年以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身份《會計研究》、《南開管理評論》、《財貿經濟》、《財經研究》、《經濟學動態》等CSSCI期刊發表論文20篇。作為主要成員參與多項國家級及省部級課題。2019年入選“天津市中青年骨干創新人才培養計劃”。近年來多次指導本科生在CSSCI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帶領學生榮獲“挑戰杯”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二等獎、天津財經大學“思維盛宴”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一等獎、天津財經大學大學生學術研討會一等獎。